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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負為什么會遭到家長的反對
2018-04-02  中國青年報  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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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是否應該減負,成了一個問題,甚至遭到家長的激烈反對。前一段時間,《教育部,請不要給我們家孩子減負》的文章風靡網絡,當天上午就邁上10萬+,點贊過萬。全國兩會期間,這個話題不斷發酵,此類主題文章不斷涌現,流傳甚廣。這至少說明,不希望減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

  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1998年,第一次大規模減負時,北京要求關停所有校外輔導機構。當時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訓機構精誠文化學校校長王國欣最頭痛的不是關停學校,營收減少,而是家長們的激烈抗議:你不能關!

  20年一個輪回,減負錯了嗎?

  為了孩子能全面發展,健康成長,幾十年來,尤其是最近20多年來,減負是繼治理應試教育之后,教育部門持續不斷地強調的教育大政方針之一。但是,政府殫精竭慮的減負政策,卻不斷遭到一些家長反對。在減負上,政府出力不討好,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負擔是一個心理感受 誰是培訓機構的神助攻

  中國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負擔最重的,這個總體結論應該沒有錯,也沒有太大爭議。既然負擔重,為什么還反對減負?到底是為什么?這股熱潮過后,我們有必要冷靜分析這其中的原因。

  不同定位的人,負擔是不同的,沒有區別,一刀切地做減法的減負政策,的確有不足,需要反省并適當調整。

  負擔是一個心理感受,如果喜歡玩游戲,3天3夜也不覺得累,如果不喜歡學習,10分鐘都是負擔。負擔的多少,絕對值是與每個人的期望值與自己定位是直接相關的。對于那些有遠大追求與抱負的學生與家長,客觀上負擔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變為主動行為,就未必是負擔了。

  習總書記在2018年的新年獻詞中談到,“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奮斗是什么?至少不是輕松的,是需要為自己的理想、目標作出辛苦努力的。因此,對一部分志向遠大的學生,辛苦一些是應該的,多學一些也是應該的。

  長期以來,一些偽專家與輿論給公眾制造了一個虛妄的故事與錯位嫁接:英美先進教育就是沒有負擔,幸福快樂的教育,最后孩子們還卓有成就。其實,英美教育完全是兩條道路,對于以私立學校為代表(包括學區房公立學校)的精英道路,一點不比我們負擔輕,甚至更重。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在哪里都不會輕松。客觀講,負擔都很沉重,這是我們都需要認識到的。

  中國家長受文化傳統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極其重視,多數有著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觀上負擔必然會重。認識到這些基本現實,我們就知道有必要在學校體系里,對那些有較高期望的學生,對部分學有余力的學生,無論是出于功利還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條件,讓他們可以多學一點,多寫一些作業,晚回去一會兒,而不是必須都不得超綱學習,不是都必須在幾點放學。同時,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種措施,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提高學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學校內滿足這些需求,把學生的負擔降到最低。

  但遺憾的是,減負雖然說的是減去多余的學業負擔、心理負擔,但一些地方的減負做法,忽視了這部分區別,全部減,必須減,必須輕松沒有負擔。這必然招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家長的反對。

  一些地方非常夸張,出現無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試,即便搞期末測試,也不能出成績,稱之為“樂考”。

  伴隨對孩子教育的高期望,無論正確與否,需求是客觀存在的,這邊壓下去了,那邊就長了出來。

  近年,伴隨政府對學校強力的減負措施,學習負擔大規模向課外輔導班轉移,形成了所謂的課內減下來,課外加上去,客觀上造成了課外輔導機構風光無限。

  根據好未來(學而思)披露的年報,2012至2017財年年度平均增長646%,近3年市值已經增長了近10倍。在培訓人次方面,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呈現加速增長態勢。

  不止好未來。2016年起,新東方的主業就已經不再是出國留學考試,而轉為國內的中小學培訓了。根據最新財報披露的數據,新東方優能中學與泡泡英語的營收規模已經和好未來差不多了。

  談到最近幾年校外輔導班的快速增長,一位上市公司的副總開玩笑地跟我說:“感謝政府神助攻!一是早放學,孩子沒地方去,去輔導班總比網吧強;第二,就是學校一味做減法,這種想多學的需求就被轉移擠壓到課外輔導班里了。”

  這提醒我們,對合理的負擔需要有一個準確認識,不給課內機會,課內就轉課外。更重要的是,課內轉課外,是需要經濟支撐的。從另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這的確是我們的減負政策之前所沒有料到的,將來也需要考慮的。

  如果說學校教得多,布置的作業多還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話,那么在課外培訓班里,每一分錢,都是家長主動排隊交給培訓機構的,為什么掏錢給自己孩子加負擔?

  中國家長瘋了嗎 他們的瘋狂是誰逼的

  家長瘋了嗎?

  當然沒有瘋。

  中國家長比任何民族都重視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內不給,我就花錢走校外。

  對更好教育的追求沒有錯,但麻煩的是這種對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過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隨形,名校情結就是其中的核心體現。更好教育,簡單化為各級名校,而且要從娃娃抓起,名幼兒園,名小學,名中學,最好是著名大學,甚至清華北大,而路徑,往往就是極端功利的學習。培訓、應試教育、擇校熱,都與此有直接關系。學習負擔重,無非是這種功利追求下的一種體現而已,與應試教育本源是一樣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說,家長是被逼的。因為優質資源短缺,好學校少,以及應試教育制度等才導致了家長的瘋狂。

  這個說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腳。

  據美國媒體報道,在紐約有400余家補習學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隨華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補習學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與日落公園……都是華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補習內容也都是當地的各種升學考試:紐約高中聯考以及AP、SAT等。在舊金山,洛杉磯很多公辦學校門口也如我們北京上海一樣,培訓班林立,幾乎都是華人與韓國人舉辦的。筆者熟悉的一家華裔所辦的培訓機構年收入已超過1000萬美元,其主營業務就兩個,一個是考試輔導,一個是升學輔導。

  所謂優質資源均衡了就沒有擇校,沒有負擔的說法,更不值得一駁。

  教育資源絕對均衡是沒有任何可能實現的,把大學都辦成清華北大也是做夢,永遠不可能實現。學區房這個詞不是我們發明的,是從美國來的,美國如此發達了,學校還有這么大的差距?怎么還有學區房?美國有3000~4000所大學,但是新聞報道有排名的只有300所,絕大多數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嗎?我們中國家長追求的也動輒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當然,對于很多家長,的確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孩子沒上好學校,就可能沒有好的工作、好的未來,中國家長處于一種集體焦慮中,于是拼命給孩子加碼。

  如果各行業社會地位與收入差距很小,當白領與藍領收入沒有太大差距,社會保障制度極其完善,我們的家長肯定不會如此焦慮,也不會功利地去算計上什么學校,從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負擔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這個樣板就是芬蘭。近年在中國搞教育研究與改革不講芬蘭幾乎就是落伍,但我對此表示質疑。芬蘭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確不同,非常理想,但這種教育理念是與其社會理念一致的,也是與其社會發展水平與保障制度關聯的。芬蘭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國排74名。在這個高福利國家,上班的人與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資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這種背景下,芬蘭老百姓的教育追求與教育理念必然不太容易功利。

  但回過頭來說,這是一個教育問題嗎?社會分層加大,收入懸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進入的行業與層次,于是家長就拼命加碼。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鍋者,大家都試圖通過教育贏得競爭的第一關,通過教育贏得未來社會競爭,說穿了,這樣的盲目追求,無關教育了。

  因此,減負與應試教育幾乎一樣,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長斗智斗勇,實際上是在阻擊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擊功利的教育競爭。從本質上講,這是在試圖用一個教育手段調整解決諸多龐雜的社會問題,受到批評也在所難免。

  不可否認的是,收入與社會地位的懸殊,讓家長對孩子未來發展更為焦慮,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擇校上,最后就變為負擔。

  中小學生負擔的重災區為什么在小學

  在減負的問題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家長一邊反對負擔,一邊又反對減負。

  2009年年初,在制定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的一次重要座談會上,一位小學六年級的家長談到女兒因為過重的學習負擔,休息都無法保證時,淚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兒同時上六七個輔導班,的確辛苦。我問這位家長,這些輔導班有哪個是學校要求報的,有哪些是你自己報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這位超級媽媽自己給孩子報的。

  家長們一方面抱怨負擔重,一方面基于過高的期望,不斷給孩子加負擔。輔導班一面在廣告中大講提分、補課;一面又說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分裂的口號不少。這是中國的現實,也是中國教育需要面對的窘境,也是我們的減負政策不斷被翻烙餅說來說去的原因之一。

  在減負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減負做法,引起家長反彈。

  在減負的治理過程中,因為認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導致一些減負措施出現一些偏差,客觀上增加了負擔,也容易招致家長的反對。

  考試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考試與試題的難易程度直接與負擔掛起了鉤,一旦說考試,認為就是加負擔,因此考試被盡可能取消,升學考試的取消,帶來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學習負擔。

  調查表明,目前中小學生負擔的重災區在小學,高中反而是相對最少的,為什么?好未來(學而思)的主要收入來自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小學高年級階段的培訓。原因是什么?值得我們深思。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了升學考試,大家都想上好學校,但是好學校又想招好學生,于是各種坑班、各種特長班、各種競賽班,比比皆是,無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負擔。最近教育部下發通知,明確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長招生,就是一個針對性的措施,劍指各種特長培訓班。反觀高中,就只有一個高考考試,孩子們不必上這么多的輔導班,負擔反而是相對少的。

  一味要求降低選拔性考試的難度不可取

  考試被扣上負擔的代名詞,很多基本的評測也被停止,在教育基層,對老師的教學質量也失去了一個基本的評價手段(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面評價替代),客觀上也導致農村基層教師的松懈、混日子,教育治理下滑,也帶來了負面聲音。

  考試的難易程度本來和負擔沒有直接關系,但也被納入了減負的選項。一味要求降低試題難度,尤其是選拔性考試不斷模式化、水平化,簡單化,這些表面上的減負措施,在現實中,恰恰可能成為推動應試教育的重要推手,進而推動了負擔的增加。

  反而是高考,我們很難看到哪個培訓機構做到了一家獨大。

  當考試無法通過簡單機械刷題獲得成績時,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減負,無試可應實際上才是最大的減負,而不是簡單。

  減負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標準的學校教育,作為減負的標桿。

  近幾十年的教育治理上,我們很多專家動輒講英美的教育如何輕松,也愛以此給中國下指導題。

  先不說美國最優秀的精英多數是以私立學校為主培養的,私立學校里的高標準嚴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較寬松的美國公辦學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給那些優秀的學生以不同的發展空間。更重要的是,近幾十年,歷任美國總統對過度強調輕松但質量每況愈下的公辦教育都進行了無情的否定。小布什當政時,對公辦學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評測,通過對學生的成績評測,來決定對公辦學校的撥款多少。奧巴馬公開抨擊說:每年有100萬高中生輟學,美國學生在數學等科目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如果這就是美國教育的未來,我不會接受!奧巴馬政府在呼吁晚放學1小時的同時,為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力推政府資助的特許學校建設,讓學生家長有更多選擇權。特朗普上臺前對公辦中小學更是給與了無情否定,上臺伊始就聘請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部長,而這位頗有爭議的部長主張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錢給家長,讓他們用腳投票。

  當我們激烈批判我們的奧數的同時,英國卻聘請中國的數學教師到英國傳經送寶。卡梅倫首相在卸任前公開激烈地批判那些認為可以用計算器替代而沒有必要學習中國背乘法表的言論,呼吁英國教育界多些虎媽精神。

  因此,在減負時,我們同樣也要注意,不應該追求絕對的輕松,沒有負擔,更不應該把英美等國已證明錯誤的做法,或正在糾正反省的做法,作為我們減負的樣本。

  一個日本朋友曾憤憤地談到日本的減負。上初一的孩子英語得了滿分,本來滿心歡喜,結果一看試題他氣得七竅生煙:26個字母大小寫對了就是100分。復旦大學陸一老師在談到日本減負30年的后果時,也談到了這一怪現象:學生負擔增加,家長負擔也增加,尤其是經濟負擔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減負的一個重要惡果是國退民進,私立學校興起。30年前,給東京大學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學,17個是公立的,3個是私立的。但是減負30年后,這一數字完全顛倒過來,只有3所是公立的。

  在過度強調公辦保基本,一刀切減負等各種不當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揮下,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了類似國退民進現象,最好的中小學已經開始以私立學校為主。這值得我們高度警醒,也是和我們國家的社會性質背離的。

  減負錯了嗎 應該怎樣減才合理

  此次反彈,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老百姓對學校教育質量在減負的背景下下降的擔憂。

  減負錯了嗎?區別化減負、精準化減負,是化解對減負誤解、化解家長反對的有效途徑。

  很多人反對政府減負,認為減負本就是錯誤的偽命題,是干預家長與學生的基本權利。

  但是,減負首先強調的是減去多余的負擔,不是不讓多學。減負是希望全面成長,減去那些重復訓練等不應該有的負擔。政府,必須承擔一個政府的責任——我們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教育?我們應該引導孩子與家長走什么樣的成長道路?各級政府是永遠需要有作為的。這也是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發展。

  減負的精神我們需要堅持,但在諸多的反對聲中,我們的確需要思考如何減負。

  首先,我們需要區別化減負,支持合理的訴求,比如有更遠大追求的,無論出發點如何,我們需要承認這種現實的需要,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在學校教育體系內最大程度去滿足,而不是處處算計,一刀切必須減下來,必須輕松快樂,因為這本就不是他們所想要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考慮如何提高教師水平,提高學校教育治理水平作為最基本的減負措施。

  減負的關鍵,是減去那些不合理的。比如對輔導班的此次治理,其中關鍵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學,同時要求學校不得非零起點教學,就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思路。把不想多學,不想提前學,卻被裹挾的家長,學生的負擔減下來,這就是一次精準減負。再比如在升學考試上取消特長生招生,禁止舉辦一些學科競賽等一系列新政,實際就是劍指各類培訓班,頗有精準化打擊的意味。這是值得肯定的。

  在減負問題上,我們更需要拿出長遠的計劃,下決心解決一個根子問題——家長的問題,一個是教育觀念的問題,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觀念,一個是過高的期望問題。

  這有一個恰當定位的問題。過去還有考大學的顧慮,在大學馬上普及化的時代,家長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學,上北大清華。有追求固然好,但我們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每年在參加高考的940萬名考生中,清華北大只招7000余人。但很多家長仍然盲目地向這個方向前進,負擔加上去了,但結果卻永遠得不到。

  當然,觀念問題任重道遠,也不僅是我們教化的問題,也需要社會本身的進步,社會階層分化縮小,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等基本面得到解決,才能化解家長根本性的焦慮。看看過去20年,放眼未來中國發展,其實大可不必緊張。我們可以預期中國未來的發展,就不應該有太多擔憂。

  此次輿論在減負上的反對聲,是一次很好的機會,提醒我們哪些地方還做得不好,不該減的減了,或者做法不對,不減反增了,招致反對,及時調整我們采取的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減負做法,推進更多理性的區別化、精準化減負,相信會得到老百姓的贊同與支持。

  (作者系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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